贝乐斯 Think Analyze Invest - 量化必趋同,不同则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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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化必趋同,不同则亡
很多人认为,量化基金发生踩踏,集体亏损,是因为模型相似、因子相同、算法趋同。这个解释只看到了表面。量化基金真正不可避免的趋同,在于风险控制。
不同基金可以使用完全不同的算法:有的追踪趋势,有的统计套利,有的分析基本面和消息,有的使用机器学习预测价格。它们对于未来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判断,但是,只要都以资本长期增长为目标,并且不愿意破产,就必须服从同一个数学约束:
f* = [p(R + 1) - 1] / (R · b)
其中,(f*)是合理仓位,(p)是胜率,(R)是风险回报率,(b)是单个头寸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。
胜率无法准确预测,风险回报率也只能模糊判断,但有一个关系非常确定:其他条件不变时
潜在最大损失越大,仓位就必须越低。实际踩踏中,往往是 b 上升、p 下降、R 恶化同时发生,因此仓位下降得更快。
这不是量化基金的个别偏好,而是生存的普遍数学规律。
正常市场中,价格波动有限,流动性充足,历史相关性相对稳定,模型可以认为最大损失处于某个可估计范围,于是维持一定仓位。但是,当市场进入极端正反馈,价格下跌、波动率上升、相关性趋近于一、流动性迅速消失,过去估计的最大损失就会突然失效。
原来以为最多亏损5%的头寸,可能突然变成亏损20%;原来可以正常止损的交易,可能因为跳空、跌停和流动性枯竭根本无法成交;原来看似不相关的标的,突然相关性趋于100%。最大损失不仅扩大,而且变得不可知。
根据凯利公式的生存哲学,一旦(b)上升,合理仓位就必须下降。
因此,即使不同量化基金对于市场方向的判断完全不同,最终也会得到同一个指令:压缩风险敞口。
这不是因为它们同时看空,而是因为它们同时面对更大的潜在损失。预测模型可以不同,风险约束却无法不同,必须遵守。
基金卖出以后,价格进一步下跌,波动率继续上升,流动性进一步恶化,新的最大损失再次扩大,于是合理仓位继续下降,迫使基金再次卖出:这就形成了正反馈。
每一家基金的减仓都是理性的,所有基金同时减仓,却形成了系统性的正反馈:越跌越卖,越卖越跌。
这就是量化踩踏的底层逻辑。
量化必然趋同,不是因为所有人使用同一个模型,而是因为所有人都受制于同一个生存约束。波动率目标、VaR、保证金、最大回撤、杠杆上限,看起来是不同的风险管理工具,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:
单位仓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扩大以后,还能持有多少仓位?
答案也只能是同一个:降低仓位。
那么,能不能反其道而行,在别人减仓时坚持不卖?
当然可以。只要不在乎破产。
在正常情况下,拒绝减仓的人甚至可能获得更高收益,因为他没有被短期波动甩下车。但是,一旦最大损失继续扩大,别人只是降低收益,他却可能直接出局。
这就是“不趋同则亡”。
量化基金可以在预测上特立独行,却不能在生存上特立独行。算法可以追求不同,仓位最终必须服从同一个数学规律。
算法千千万,命只有一条。
因此,量化真正的悖论是:
越理性的风险控制,越容易造成集体行动;越一致的集体行动,越容易制造非理性的市场结果。
量化趋同,不是算法的失败,而是生存的代价。
量化必趋同,不同则亡
很多人认为,量化基金发生踩踏,集体亏损,是因为模型相似、因子相同、算法趋同。这个解释只看到了表面。量化基金真正不可避免的趋同,在于风险控制。
不同基金可以使用完全不同的算法:有的追踪趋势,有的统计套利,有的分析基本面和消息,有的使用机器学习预测价格。它们对于未来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判断,但是,只要都以资本长期增长为目标,并且不愿意破产,就必须服从同一个数学约束:
f* = [p(R + 1) - 1] / (R · b)
其中,(f*)是合理仓位,(p)是胜率,(R)是风险回报率,(b)是单个头寸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。
胜率无法准确预测,风险回报率也只能模糊判断,但有一个关系非常确定:其他条件不变时
潜在最大损失越大,仓位就必须越低。实际踩踏中,往往是 b 上升、p 下降、R 恶化同时发生,因此仓位下降得更快。
这不是量化基金的个别偏好,而是生存的普遍数学规律。
正常市场中,价格波动有限,流动性充足,历史相关性相对稳定,模型可以认为最大损失处于某个可估计范围,于是维持一定仓位。但是,当市场进入极端正反馈,价格下跌、波动率上升、相关性趋近于一、流动性迅速消失,过去估计的最大损失就会突然失效。
原来以为最多亏损5%的头寸,可能突然变成亏损20%;原来可以正常止损的交易,可能因为跳空、跌停和流动性枯竭根本无法成交;原来看似不相关的标的,突然相关性趋于100%。最大损失不仅扩大,而且变得不可知。
根据凯利公式的生存哲学,一旦(b)上升,合理仓位就必须下降。
因此,即使不同量化基金对于市场方向的判断完全不同,最终也会得到同一个指令:压缩风险敞口。
这不是因为它们同时看空,而是因为它们同时面对更大的潜在损失。预测模型可以不同,风险约束却无法不同,必须遵守。
基金卖出以后,价格进一步下跌,波动率继续上升,流动性进一步恶化,新的最大损失再次扩大,于是合理仓位继续下降,迫使基金再次卖出:这就形成了正反馈。
每一家基金的减仓都是理性的,所有基金同时减仓,却形成了系统性的正反馈:越跌越卖,越卖越跌。
这就是量化踩踏的底层逻辑。
量化必然趋同,不是因为所有人使用同一个模型,而是因为所有人都受制于同一个生存约束。波动率目标、VaR、保证金、最大回撤、杠杆上限,看起来是不同的风险管理工具,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:
单位仓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扩大以后,还能持有多少仓位?
答案也只能是同一个:降低仓位。
那么,能不能反其道而行,在别人减仓时坚持不卖?
当然可以。只要不在乎破产。
在正常情况下,拒绝减仓的人甚至可能获得更高收益,因为他没有被短期波动甩下车。但是,一旦最大损失继续扩大,别人只是降低收益,他却可能直接出局。
这就是“不趋同则亡”。
量化基金可以在预测上特立独行,却不能在生存上特立独行。算法可以追求不同,仓位最终必须服从同一个数学规律。
算法千千万,命只有一条。
因此,量化真正的悖论是:
越理性的风险控制,越容易造成集体行动;越一致的集体行动,越容易制造非理性的市场结果。
量化趋同,不是算法的失败,而是生存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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